第三百九十四节 产业调整定大计 (第1/2页)
　　
　　地球另一边美国却正在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恰巧是在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任期之内，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又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又因为爵士乐的兴起而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Twenties），但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隐患，后来直接导致了1929-1933世界经济大萧条。
　　
　　美国士兵自欧战前线上归国拉开了这一时代的序幕，随后是爵士乐为代表的新艺术的诞生，崭新而自信的现代女性面孔的出现；尽管最后一场1929年的大灾变宣告了它的终结，但此一时期内无数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创造，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浪潮，民众旺盛的消费需求与消费欲望，以及生活方式翻天覆地的彻变至今也令人难以忘怀。生活在繁花似锦的时代里，绝大部分美国人自然不会注意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悄悄逼近，但是中国因为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和薄弱的工业基础，导致低附加值的产业过多，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来自产品过剩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但却给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战争初期，美国和中国一样利用“中立”的有利地位，利用交战双方对军需物资的大量需求，充当双方的兵工厂，迅速扩大军工生产和重工生产；此外，美国还在战争期间对英法贷款（中国则利用这一时期减少了外债，并且夺回不少自主权），并乘欧洲交战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良机，扩大工农业生产，进行商品输出。战争结束时，美国已从战前一个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到二十年代，美国掌握的黄金总额已达世界黄金储存量的1\/2，控制了国际金融市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中心由英国移到了美国。这就大大加强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为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迅速发展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从而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忙于军工生产和重工生产，1917年4月参战后又忙于战争，所以无暇顾及陈旧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技术比较落后。战争结束后，美国靠在战争中积累下来的雄厚资金，并随着一些新技术的突破，出现了一个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以及采用新技术的热潮。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推行“工业生产合理化运动”。当时，运动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泰罗制和福特制。早在19世纪80至90年代，年轻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罗就着手研究工厂的科学管理，并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在这个理论成熟后，特别是中国的标准系企业采用的成熟的装配线和其他专业分工方式，业务外包市场的形成，以及蒙塔古—标准体系的引进，让美国工商企业中几乎每一个部门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科学管理。所谓福特制，即采用装配线作业或流水线作业技术。这种技术其实是福特汽车公司在和中国标准汽车合作后从标准系学来的，由于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在20年代初期，被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还以加强工业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战后，美国大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1927年据208个公司的报告，它们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总数近1200万美元。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工作的加强，推动了新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凭借其在一战中扩张起来的经济实力和欧洲各国战后经济尚未恢复之机，以及西欧各国在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夺取大量新的海外市场，实行资本和商品输出。一战后，美国以经济势力渗透取代了英国在加拿大的优势地位；在拉丁美洲，美国以“金元”外交、“大棒”政策并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掩盖口号，排挤欧洲国家的资本，使得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主要投资场所。美国对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以帮助恢复战争破坏为名，到处运用美元，推行“金元外交”。这样，美国的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不断增长。
　　
　　美国在夺取新的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注重扩大国内市场。在20年代，垄断资产阶级挖空心思，用五花八门的扩大广告宣传和赊购的办法来刺激汽车、住房及大件日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这一点上美国这个移民帝国比起保守的传统帝国而言要有利的多。
　　
　　美国的繁荣虽然初见端倪，但是吴宸轩和他的幕僚们早就关注着美国的发展，而致公会等华人社团也帮助中国科学院经济部的专家们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现在这本厚达上千页的调查报告就在秘书处的内参室里，供给这些参会的人查阅参考。
　　
　　终于经过反复的辩论和查找资料，大家都一致认为，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这也需要中国先解决外部的威胁（日本），和内部的紊乱（南京中央政府的空壳化和地方保守势力），最终大家选择相信国防军，能首先解决外部威胁，而政府和新华党方面则全力解决内部的紊乱，保证给二五计划提供一个平稳过渡的坚实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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