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点 (第1/2页)
——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而作
一
在电影电视上见过的不算，现在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据点是什么样子吗？
邓智广，十六岁就进过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困苦，他十六岁看起来像十三岁；抗日战争时期，战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岁的心眼顶二十岁的人用。
他在大连、天津日本学校上过学，会说日本话，还有一套天津的学生服。随我大伯回山东老家后，他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就穿上学生制服，满嘴唱着“哇达西久鲁口满洲母斯妹……”往据点里钻。
别说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军，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八路军。
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有个从延安出发，途经山东去东北的过路干部失踪了。这个干部来时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原说换成便衣，拿了伪造的“良民证”就乘火车去东北，衣服还没换，敌人来个“铁壁合围”。突围时他左腿中弹，被敌军俘去。这一次受伤和没受伤的，被敌人俘去有十几个。几个月后，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杀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惯例，这地方的日伪军抓到我方重伤员，并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时候找几个民夫抬上担架，由伤员自己指点路线，抬到个中间地点就叫民夫回去，敌人并不派人尾随。因为我们曾经抓到过他们的重伤号，全送回据点去了，双方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这个干部没有放回来。据同时被俘的人说，他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军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后就没见过他。这个过路干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除去夜行军一起行动，平时单独住在交通站为他号的房子里。而夜行军时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谁也不知他叫什么，因此也不会发生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马蜂坞据点调来一股伪军，名叫“宪兵工作队”。队员全穿便衣，说话南腔北调。这股人不参加清乡扫荡，可别的伪军缴来八路军文件，或抓到俘虏，全交他们处理。队长叫金城，据说是日本留学生，说话举止都有几分文气。他们还有权处理伪军中的“不法分子”。他们来到不久之后，正逢马蜂坞集，忽然据点里办起法事来，几个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个伪军挑着白幡，上写“无名八路军军官之灵”，“宪兵工作队”的人荷枪送葬。走到集上人多处，送丧行列停下，金队长站在棺前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讲：“尽管反抗皇军罪在不赦，但皇军以武士道精神，对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对投诚者热烈欢迎。这个八路军干部，生前已表示投诚，可惜负伤太重，未及报效皇军就去世了。我们仍为之送葬。求赶集的老乡带个话给八路军，我们已尽了武士的仁义，欢迎他们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我们一定废弃前嫌，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这事引起我们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员英勇斗争被击毙刑毙，他们总是匆匆往荒坟地里一扔，任凭鸦啄犬食，这回为什么闹这么大排场？那干部若真投降了，怎么他们连姓名还不知道？
上级要派个人进据点了解真相，就选中了邓智广。临行交代给他一个联系人：伪乡长，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们本村人。他家有几亩地，他种得有一搭没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没有再续娶家室，只有一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点文化，会中医，也能打算盘。他有时教几天书，有时做几天买卖，有时摇个串铃出门去行医。常常一走两三个月，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偏偏日军扫荡频繁之时，他又蹲在村里偎窝子。日军进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后从秫秸垛里把他找了出来，打了他一顿叫他为日军筹集猪、鸡、鸡蛋、花生和白薯。猪早就叫村里赶走了，鸡也由老嬷嬷、大嫂子们抱着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几十个鸡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尽管日本人还是大不满意，可从此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后每逢扫荡都到村里找他，要他烧水，弄吃的，有时还带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只生蛋鸡没来得及带走，叫鬼子当靶子用枪打死，从此我二大娘见他面就骂，年三十还特意糊了个死人打的幡竖在他家门口。他对此并不着恼，说是老嫂子了，她骂不了鬼子不骂我骂谁？有人劝他，既这么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说外边也不好混，仍守在村里不动。对于他的不肯出走，人们有几种看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安心当汉奸，在为鬼子筹集给养时他也中饱了不少。有人算了账，却似乎他并没落到多少便宜，可能还搭上点儿。因为鬼子来的次数多了，每次都要，村政府就立下个规矩，他筹集了多少吃用之物，报个账，由村里公摊。按账目他没多少油水可捞。也有人说，他出来支应日伪军，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不然抗日政府为什么不治他呢？这似乎有理。但是，过年时抗日政府“拥军优属”，给抗日家属送红灯，却给他门口挂了个黑猪皮灯，又丧气又肮脏。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应日军的。最后就传出来一个新闻，说他不再出去行医，是在外边丢了人，不敢再出去了。说是他最后那次出去行医，碰上了劫道的，把他的药包、财物全抢光了，只剩下一个串铃还在手里。他没有命地跑，迷失了方向，天黑后又下起了大雪，好容易看到个灯亮，走近了却是孤零零的一户看场院人家。他敲门求宿，里边不开门。他说：“行行好吧，再不住下我要冻饿而死了。”
主人隔着门说：“不是我不收你，我家正有病人，女人生孩子生不下来，要断气了，哪能招外人？”
他说：“哎呀，咱们有医缘，我就是郎中。”
主人说：“你别骗人！”
他情急生智，立刻掏出串铃摇了摇。主人一听，大喜望外，连忙开门把他请进屋里。
屋里有个收生婆伺候着产妇，产妇几经折腾，已经连**都无力了，张着口只喘气，小孩还没生下来。宋明通只会治食积奶积，跑肚拉稀，根本不懂产科。况他除去串铃，连治拉稀的药也没有了，怎么治呢？他又不能打退堂鼓，离了这个有吃食有火的地方他真会冻死。就绷着脸说：“别急，给我在偏房里生堆火，我去炼丹。半个时辰炼好，保你母子平安。”
男主人只有一间放农具粮草的偏厦，在那里给他生了火。他进去关上门说：“可不许偷看，看了就不灵了！”
烤了一阵儿火，身上暖过来了，他觉得处境不妙了。拿什么给人家催产呢？正在无计可施，忽见墙角靠着一辆独轮小车。车轮已卸下，两个轴承的地方，有一堆沾了泥土的黑油角子。他灵机一动。用手指剜下油泥，合了柴灰，团成六粒梧桐子大的黑丸丸，开门喊道：“主人，取仙丹去。”
那主人本来对他半信半疑，一见真把丹炼出来了，立刻就换了笑脸，马上说：“我先去救人，回头给先生备饭。”
宋明通说：“三更半夜，你也不要另备饭了，我炼了这丹，损了不少元气。有剩饼子、冷地瓜你拿点来，我先填补填补。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主人取走仙丹，送来两个高粱饼子一碟麻花咸菜。他把饼子烤热，就咸菜吃下肚。身外有火，腹中有食，又饱又暖，困劲就来了，不觉歪在火堆旁就睡了过去。正睡得香甜，忽然上房一阵忙乱把他吵醒，只听见喊：“快叫郎中，快叫郎中！别让他走了。”
他听出是出了事，爬起来开开大门拔腿就走。主人闻声就追了出来，边追边喊：“先生，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觉得事不好，索性跑起来，外边雪大，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跌了个大马趴。主人从后边追上就抓住了他。
主人把他扶起坐好，咕咚一声朝他跪了下去，叫道：
“谢谢先生救命之恩，孩子生下来了，是个胖小子。”
“啊？是了，我知道会生下来的。”
“你跑什么？”
“我这人救人从不受谢礼，怕你谢我！”
“这样大恩我不谢谢还能为人吗？”
原来产妇并非别的原因难产，只是接生婆外行，让她耗尽了体力，过分虚弱了，才产不下。那样的几粒“仙丹”人肚，能不恶心吗？一恶心胃就痉挛，胃一痉挛，腹肌就收缩。腹肌收缩，歪打正着，把个孩子推送下来了。主人只当仙丹灵验，硬是把宋明通接回家中。好吃好喝供养了数日。看看母子平安，天也放晴，这才送他一套紫花布新棉衣，打发郎中上路。尽管祸中得福，他却吓得不敢再出去行医了。
此系传言，并无对证。但由此可见宋明通在众人心中是个比一般农民多几分诡计，而又不离大谱的人。
三
一九四二年腊月二十八，邓智广进了马蜂坞。
这一天是大集。山东土话叫“花子街”，叫花子来集上募集年货，大小摊贩不得拒绝。这一带在大清朝时属“东临道”，是山东的贫困地区。马蜂坞地处津浦路德州车站东南，距最近的县城和火车站都在五十华里以上。没有河流，不通舟楫。抗战前不仅没见过电灯，连玻璃罩煤油灯也只有大地主大乡绅家才有。这样的地主百里方圆难有一户。惟一的商品交换市场就是集市。农民把家产的粮食、鸡鸭、手工编织的筐筐篓篓送到集上，换回火柴、海盐、德国针、西洋色。聘闺女娶媳妇还要添置化学梳子、苏州镜子、天津“月中桂”的鸭蛋粉、北京哈德门的猪胰子。马蜂坞是南北通衢官道，南下北上的生意人够不上火车，全靠人背马驮，走旱路必经此地。村中南北大街两旁，少不了有几家骡马店、小饭店。有一家药铺取名“大生堂”，门外立匾上写：“自办生熟药材吉林野山人参黄毛鹿茸”。他的药材其实是来往客商卖下的便宜货，并没有人参鹿茸。一家剃头店，张个幌子上写：“朝阳取耳，灯下剃头”。朝阳取耳属实，灯下剃头全虚。太阳落山各户就关了门，从不做灯下生意。
抗战初期，日军只在县城和铁路线，并没深入到四乡。中央军撤到南方去了，马蜂坞一带真正成了“无政府区域”。有三两枝枪、五六个人就可以拉起个队伍，称作“团儿”，头儿姓张叫“张团”，头儿姓李叫“李团”；也有以“团长”的外号取名的。“胖娃娃”、“三江好”都可以成为团名，拉起团就可以找老百姓要给养、筹款、杀人、劫货。日本军还没到，老百姓先就叫自己人洗劫了一遍，集市自然就停下。后来从山西开来八路军，才把这些土团冲散，有的投了日本，有的归降八路，也有的投到南边找中央军去了。八路军便在马蜂坞安了大营，成立了抗日区政府。从此民兵集训、干部学习全到马蜂坞来，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所在地，自然也就恢复了集市。四年以前，日军也曾来扫荡过，他们来，八路就撤，他们一走一过，扫荡完仍回县城，八路军反扫荡完了也仍回马蜂坞。集市并没中断过。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军又来扫荡，一路走一路抓民夫，到了马蜂坞他们就不走了，用捻探条打着民夫为他们修炮楼夯围墙。日本驻军的头目是个少尉，少年得志，他认为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不使老百姓慑服，不能住安稳，便拿民夫开刀。每天劳动时，他严加监视，只要谁偷工减料，动作懈怠，或在言谈举动中有稍露反抗之意，下工时叫出队来，让他们跪在队前，当场让士兵用战刀来“试胆”，杀死的人他不许埋葬，而让人扛到村头各个路口暴尸示众。这几个炮楼修了三四个月，天天抓来新人，天天杀死几个，以致谁也说不清这三四个月间究竟有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杀。只知足有半年光景，马蜂坞村头总有乌鸦飞、野狗跑，天黑后没人敢从那些路口走过。后来据点安稳了，日军少尉高升了，来接任的是个准尉。他和那少尉是两个学派，他主张宣威怀柔，同时并进，要装点“王道乐土”的太平景象，重开集市，这才命人把残碎的尸骨就地埋掉。但埋得并不深，一场雨过后，又都暴露出来，赶集的人们要从满地枯骨上走过。所以到这赶集的人，还没进村先就得到一个警号——这是个杀人不偿命的地方。死的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想法活下去，老百姓要过日子，货摊设在敌人刺刀之下，这集也还是要赶的。他们不像红卫兵们想得那么清高，宁可饿死也不到敌人据点去做生意。
这村南北长，东西窄，邓智广从南边来，先进牲口市。一个麦场上，钉了些橛，拉了些绳，拴了些马牛骡驴。有搬着牲口脑袋看牙口的，有拉着牲口缰绳看腿脚的，场边一些经纪人东跑西说，把褡裢搭在胳膊上与人手捏手地讲价钱。过了牲口市是家什市，卖的是镐锄犁耙，竹笤木铁。再往里杂货市，这里就热闹了，卖针的把针当作飞镖，抓住一把扬手投出，颗颗钉在本板上。卖刀的把菜刀当成钢铡，按一捆铁丝在地，刀刀剁得铁丝寸断。卖木梳的偏拿木梳作锯使，用它来锯木棒，锯得木屑四溅。卖瓷盆的爱将瓷盆当铜磐敲，拿它来奏乐，敲得丁当悦耳。这些人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唱。卖德国钢针的唱道：
打败过黄三太的甩头一子，
压下去小李广的百步穿杨，
黑敬德抡起钢鞭来较量，
打了它三天两后晌！
卖木梳的唱的是：
梳拢过王母娘娘盘云髻，
调理过杨贵妃的八宝头。
王三姐窑前把青丝理，
穆桂英马上梳发鬏，
昭君梳了个和番柳，
孙二娘梳的是夜叉头。
在表演中交货，在唱声中收钱，做买卖倒像是附带的小把戏，表演和唱才是正功。
但他们的生意不算兴隆，原因是这集上少个棉线市。卖线卖布，是妇女们的专利，可女人们不敢到鬼子汉奸鼻子底下来抛头露脸。没有女人，这个市也就办不成，木梳和钢针也就少了主顾。当然，这集上也不是一个女人没有。日本军队没到这里前，这里还保持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风俗。日本军队和汉奸机关一到，殖民地社会的恶习颓风也随了来。城里有几家妓院，每到扫荡之后，年节之时，估摸大小汉奸的腰包里有几个不义之财时，便套上两辆牛车，载上几个姑娘，来开支店。她们并不长住，十天八天，汉奸们钱包里的钱抖落得差不多了就套上牛车回城。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店址，临时租两间房，地上铺上麦秸，就做生意。好人家的房屋不肯租给他们，多半租的是菜园场院的草栅更屋。有个把姑娘被某个汉奸头目看中了，交热了，就包她半个月二十天。那时她就堂而皇之地住进兵营或衙门里去做几天压寨夫人。
邓智广来到集上时，正有这么位“红姑娘”招摇走过来。她上身穿一件翠绿挽襟软缎棉袄，下身着紫缎扎腿棉裤，两只脚缠得又窄又小，穿一双大红绫子绣花鞋。看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圆脸上浓妆艳抹，梳一根长辫，粉辫根，红辫梢，辫梢上坠着银坠脚。这副打扮，在当时也是城里少见乡间难寻的。乡下有这副头脚，没这等妆扮；城里人有这副妆扮，没这副头脚。
她一走进杂货市，就引起一阵骚乱。散在货摊前的大小伪职人员，一下都聚到了她身边。
“哟，三姑娘吗？好俊的行头！”
“裹得好脚！”
她左右应酬，嬉笑嗔骂，用手刮一下这人的头，用足踢一下那人的脚，在一群人追随下招摇走过。两边农民小贩，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臊得满脸通红，有人气得骂街，有人小声议论，有人大声责斥。邓智广也看得走了神，心想：“天下竟有这样没有廉耻的女人！”这时肩上着了一掌，有人在耳边问道：“爷们，傻了眼了？”
邓智广收住神，认出这个穿羊皮二大褂子、戴铜框眼镜、顶青毡小帽、拉着一头小毛驴的人是刘四爷。邓智广来的路上，对完成这次侦察任务还满有把握。到了集上，这点自信就开始下降了。这么大个村子，这么乱的地方，从哪儿入手呢？总不能一来就去找宋明通要办法。刘四爷这一巴掌，又把他的信心提起来了。
刘四爷神秘地笑了笑问：“爷们儿，大年下的是来赶集呀还是来办货呀？”
邓智广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刘四爷说：“我自有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四
刘四爷久居农村，却不以务农为本。不做买卖不耍手艺，可逢集必赶；家中哪怕揭不开锅，可总喂着一头驴。他会点兽医，有几手绝活，最拿手的一招叫“火烧战船”。牛得了瘟病，人们多找他来治。他不用药不用针，只找主人要五斤烧酒、一床破被，把酒在牛身上擦遍，划根火柴，腾地一声，那牛眨眼间浑身起火，挣扎嚎叫。他趁势拿破被把牛蒙头盖脸的一捂。半个时辰之后牛连烧带吓出一身大汗，法到病除。他由主家招待一餐酒饭，带着治牛剩下的烧酒告辞而去，不另收费用。
光靠这维持不了几口之家的生活，他就替人收税。
这一带乡下距县城远，不论大清国的县衙门还是国民政府的县政府，谁也没法派人下乡到集上来收牲**易税。可这笔钱又是老爷们的衣食财源，所以从几百年前就留下个惯例，把四乡的税包给各乡地主乡绅去收。承包人打总向县里交一笔租金，领下执照，他们就凭这执照赶集收税。能包得起税的人多半又是吃不了奔波之苦的人。他们就再把各集口的税收分包出去。他从县里包税是先付后收的办法，转包时则改成先收后付。说好一集交多少钱，由收税人先去收，收完当天结账，把包银交完，剩下多少归收税人。要是收的不够包银，可以拖欠，但不能调免。收税人干的是没本买卖，这就要靠信用。
按常理推断，干这勾当得有武装作后盾或是黑社会帮会势力作靠山，不然买卖双方不给钱怎么办？刘四爷决没有武装力量，因为他身后既没腆胸叠肚的汉子，手中也没有拿枪拿刀。帮会势力是否有也不得知，没见他摆香堂喝盟酒。但他收税从没遇见过麻烦则是事实。也许是山东受孔二先生影响深，多讲礼义，对这习惯了的交银纳税从无争议。令人费解的倒是他这收税竟然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北洋政府时他收，国民政府时他收，八路军来了成立抗日政府，虽不再把税包给私人，可还聘他为收税员。现在八路军退出了马蜂坞，他又来收。这次是替谁收，邓智广就不清楚了。邓智广并不因此就跟刘四爷生分。他什么集都赶，常把见到的、听到的敌人情况到敌工科汇报。邓智广知道组织上把刘四爷既不当基本群众也不当敌人看待，按现在说法，是个团结对象。
五
刘四爷在一家小饭铺近旁借了间小房，写了个“税务代办所”的牌子，遇五逢十马蜂坞有集他就把牌子挂上，集一散他就把牌子摘下来存在小饭铺里。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几条长板凳。税是在集上牲口市收，收了钱他放到褡裢里另找地方去算账，这间屋从来不办跟税务有关的事。邓智广问他：“你既不在这里收税，要这间屋干啥？”
他说：“朋友们赶集来有个歇腿喝茶的地方。”
邓智广说：“歇腿就歇腿，喝茶就喝茶，挂这个熊招牌干啥？”
他说：“有了这招牌，就算一路诸侯。鬼子伪军就少来找麻烦。有了这招牌，我这身份也就是官的了。他们不好再捞油水。”
邓智广问：“你现在这税到底是替谁收的？”
刘四爷说：“主家不让说，我就不能多嘴。你多看看自然明白，明白了你也别问我，问我我还不说。”
他又反过来问智广：“你来干什么？”
智广说：“办点事。”
“办啥事？”
“我也不能说。”
“用得着我帮忙吗？”
“用得着。”
“帮啥忙可得说呀。”
“我得进据点里去。”
“长期呆下还是看看就走？”
“看情况再说。”
“这忙我帮不了。”
“你是怕沾麻烦？”
“有这么点，不过我知道谁能帮这个忙。”
“谁？”
“邓区长，你们自己家里人。他有办法。”
这位邓区长，大号明三，是邓智广的族叔。民国十二年山东大旱，他去天津找活儿干，邓智广他爹正在造币厂做工，就把明三保荐进了厂。后来直奉交战，天津大乱，邓明三伙同几个老乡，用锅灰抹了脸，抢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皖系得势后追查这个案子，同案人有落网的，交待出有邓明三。邓明三早已带着钱财跑了，就抓保人。智广爹为他蹲了八个月大牢，花光全部家当才买出条命来。邓明三带着钱财回到山东，做起货栈买卖来，从此成了小财主。智广爹出狱后，邓明三曾派人送来几百大洋，向他致歉。智广爹把钱退了回去，声明不再认这个族弟，从此不与他来往。但邓明三对智广爹始终还是尊敬的。只要在路上碰到，还是笑脸相迎，口称二哥：“你别跟弟兄认仇呀。有难处只管说，你不来叫大侄子来一趟也行。”
乡亲们认为邓明三还够义气，觉得智广爹过分死板。
不知邓明三老了中了什么邪，忽然要过官瘾，花钱运动了汉奸区长当。这一来把他半世好名誉给糟践了。须知我那一方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对当汉奸却极为蔑视。人饿急了，拿枪逼有钱人掏出几个分用，这不算丢人。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
邓明三当了区长才尝到挨人指脊梁骨的滋味，便极力找退路。八月节前他托人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来几箱药品，四十本学生地图（我们当军用地图使），带来一封信，愿意暗地为抗日军民做点好事，保证不当铁杆汉奸。我们收了他的礼，回答说谁好谁坏，抗日军民有帐，自会区别对待。
刘四爷请智广吃了包子酸辣汤，然后锁上门，卸了招牌，拉上驴，领着邓智广去伪区公所。
两人一驴绕墙根走小巷，来到一个骡马大店门外。门口贴着两张白纸条，一张写着：“第八区区公所”，一张写着“马蜂坞乡乡公所”。乡公所占着前院，院里地上铺了席，席上堆着白菜、猪肉、杀了的鸡、宰了的羊。六七个汉子正在搬搬弄弄，把这些东西分成数份，打捆装车。每个小独轮车上都贴着红纸条：“敬献××部队年礼一车，新春大吉”。
刘四爷把驴交给一个人，说：“拴到槽上去。”便领着智广穿过前院到了后庭。一进天井就见东屋门敞着，里外坐着蹲着一些人，抽烟的、喝茶的、剥花生的、眼睛都瞧着屋内。屋内弦鸣鼓响，有个沙哑嗓子顺着调门唱道：
诸位落座莫要出声，
鼓板一打可开了正封。
上一回唱了半本本半呼延庆，
还剩下本半本半没有交代清。
在哪里丢了到哪里找，
哪里断了哪里接着听。
一见到刘四爷，就有人招呼：“四爷来得巧，刚开书，听听吧！”
刘四爷说：“你们倒会找乐子，区长在这儿吗？”
那人没说话，把嘴便向后边一努，笑了一笑。
刘四爷领智广从后门出了院，往东来到一个跨院门口。两个年轻人正在那为什么事争执，一个人上身穿着件军装，下身穿着条打补丁的套裤。另一个人下身穿着吊裤，上身却披着件大襟棉袄，两人的枪全靠在墙上。
刘四爷说：“有话不在里边讲，在门口闹哄，区长知道不揍你们！”
穿军装上衣的说：“就这一套军装，区长命令谁站岗谁穿。我来接岗，他光给我棉袄不脱裤子，这怨我骂他吗？”
那穿大襟棉袄的说：“不是我不脱，我里边棉袄肥，这军装裤子瘦，不里外全脱就扒不下来。在这儿脱光了腚扒它，我不得冻下四两肉来吗？我进里边扒下再给他送来不行吗？”
穿军装上衣的说：“站岗的不许动地方，你不送来我又不能找你去。碰上区长出来，说我军容不整，不又给我两耳刮子吗？”
刘四爷作保，叫那人扒下裤子一定送来，这才和智广进了跨院。
这院虽小，房子却很整洁，三间东屋门口分别贴着“财政处”、“秘书处”、“政务处”的纸条。三间西屋贴“军事处”、“自卫队”的纸条，正房三间写着“区长办公重地，闲人免进”。
这房一明两暗。明间里当中摆个吃饭用的圆桌，四周沿墙放了几把椅子、几个茶几，用泥坯砌了炉子，炉子口坐着燎壶，一个跟班守着炉子打瞌睡，暗间门上挂了个绣花门帘，绣的是“鸳鸯戏水”。刘四爷示意叫邓智广等一下，他掀帘走了进去。过一会儿门帘又掀开，从里边探出个头来，却是宋明通。宋明通说：“你三叔叫你呢！”
智广进到里间，只见当屋放着个红漆帐桌，抽屉上了铜锁。北墙下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宋明通坐着一张，方桌上是茶壶茶碗烟碟洋火，南边窗下一铺小炕。炕头放着炕柜，四扇玻璃门里镶着女明星画片，依次是周曼华、陈云裳、李香兰、白光。另一面墙上一幅日本资生堂化妆品广告画，画的是女歌星渡边佳代。炕中间放着烟盘、铜烟灯、红木烟枪、小茶壶、水果盘。刚在集上见过的三姑娘蹲在地上扶着斗，拨着泡儿，邓明三歪在一边吞云吐雾，吸的声音有板有眼，满屋一股炒糊了芝麻的焦香。刘四爷正坐在烟盘另一侧数钱，捋他收来的大小票子。智广就坐到了宋明通旁边的另一张椅上。
邓明三一口气把泡儿吸尽，赶紧呷了口茶，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来。这才说：“自己爷们，怎么不请还不进来呀？”
智广说：“三叔如今做了官，不比在家里。”
邓明三笑道：“爷们儿，别调理你叔。我这条命还不是在八路军手心里攥着？在那边还望你多美言几句哪！”
智广看看那位三姑娘一眼有点动气了。邓明三立刻就感觉出来，笑道：“这是翠花班的三姑娘，最讲义气，最有良心，嘴也严。咱爷们说笑话，不用背她！”
三姑娘机警地站起身说：“老爷们说话夹上我干什么？我又听不懂。刚才金队长派人传我；我正要跟区长请假呢，我去看看吧。”说完也不等邓明三答应，向屋里几个点点头，把各人茶杯满上，径自出去了。
邓明三坐起身，啜着茶说：“这女人有心胸，日本人去班子里她从不接客。不用怕她漏风。说正经的吧，你三叔是怕鬼子没收我的买卖，不得已才花钱买个汉奸当，不是存心卖国。你来有什么事？用我帮忙尽管说。”
智广说：“三叔既这么说，我要再执拗，就显着外道了。你能不能想法把我送进日伪军据点里去？”
邓明三说，马蜂坞是个大据点，这底下又分好几处。最高的一处是“皇军部队”，在村东一里地，用砖瓦水泥修造成三角形城堡，人们叫他洋楼。外边围着壕沟、铁丝网，火力充足，安全牢固，里边全是鬼子兵。二等的是“宪兵工作队”、“剿共班”这些有枪有势的伪军部队。他们占了村北一家地主的宅院，抓民夫用土夯筑了一个小围子，围子上边有碉堡，外边有护城壕，中间开一座门，门外悬吊桥。天一黑把吊桥吊起，围子门锁上，外边闹翻了天他们也不再开门，也算能睡个安生觉。第三等的就些文职小机关，既没枪，又没人，只能占用几间民房，支个门面。白天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寻宿。土围子里的剿共班是绑票出身，看出这是个财源，就在围子内盖了几间平房出租。住一宿联银券五块，带妓女进去另收花捐，他还出租麻将牌，代办夜宵。一般的小职员既住不起，也不是武工队捕捉的目标，自然不会花这笔钱。可那些头头都是为发财而来，谁也不肯搭上命，明知狼叼来的喂狗有点冤，夜夜还是去住。
智广问邓明三：“你也去住吗？”
邓明三说：“我要不去住，他们就会疑心我跟八路有勾结。怎么别人怕八路来堵被窝我不怕呢？”
智广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进鬼子的洋楼？”
邓明三嘬了下牙花子说：“这个怕不行。连我过去办事也要先联络好，他们派人出来把我领进去。万一出点什么漏子，我也没法向八路方面交代。”
智广说：“三叔满嘴说为抗日出力，一动真的就完了，我又怎么替你交代呢？”
宋明通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这时插嘴说：“大侄子，别怪我多嘴，这事你三叔实在难办，找个容易点的来求他，他准帮忙。”
智广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自己爷们我还能难为你吗，你今晚把我带进土围子去吧！”
邓明三立刻答应说：“这包在我身上。”
智广说：“说清楚，我可要进宪兵工作队。”
邓明三把笑着吊上去的嘴角又拉下来了，点着烟，吸了几口说：“你可真能给我摆八阵图。土围子好进，这宪兵工作队可又难了。他们虽说和剿共班合住一个围墙里，可一宅分作两院，里边又砌了一堵墙。宪工队的人可以自由经过剿共班的院子出入，剿共班的人可不能进宪工队。出租的房子在剿共班院里。寻宿的人只能在这个院活动，进不了宪兵工作队。”
智广不满意地说：“照这么一说，你是一点费劲的事也不给办了？”
宋明通又出来打圆场：“先都别急，今晚区长把大侄子带进小围子，见机行事。只要能抓住机会，就让大侄子进去。话再说回来，大侄子你要处处小心，万一出了事，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连累三叔。”
智广说：“那是自然，怕死还抗日吗？”
又说了几句闲话，邓明三打瞌睡了。宋明通硬叫智广到他乡公所去休息，晚上再过来找邓明三。
六
还没进乡公所的院子，就听见人喊狗叫，还夹着笑声。进去后则见一个日本兵拉着条洋狗，指挥洋狗扑那几个收拾年礼的汉子，却又手拉着皮带，不让它真咬住。看见人被追得连蹿带跳，年礼踩得乱七八糟，日本兵张着嘴哈哈大笑。见宋明通和智广走进来，他拉住了狗，仍然笑个不停。
宋明通问乡丁们：“怎么个事？”
乡丁说这日本兵似乎想要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听不懂，他就喊洋狗咬他们。
智广上前去用日语问道：“你有什么事要他们办吗？”
日本兵说：“要几个鸡蛋，我的狗饿了。”
智广翻译过来，宋明通就叫人拿来一小篮鸡蛋。日本兵磕开一个，那狗就在他手里吮吸干净。一连磕了四五个，狗不吃了。日本兵掏手巾擦擦手，又说：“有烟吗，给我几盒。”
宋明通进屋找了找，拿出三盒烟，日本兵一看，连连摆手说：“不要这个，要好的。‘天坛’、‘前门’有没有？”
宋明通说没有，可以马上派人去买，叫他等。
日本兵看看手表说：“我有事，你买来给我送去行不行？”
智广问他：“送到哪里？”
日本兵说：“皇军驻地，我在那门外工地上值勤。”
智广问：“他们叫我进去吗？”
日本兵说：“你说找我。我叫片山。不过，烟不要拿在外边叫人看见，明白吗？”
“明白。”
“我等着。如果你们说了不算，明天我来杀了你们。”说完片山就拉着狗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问智广：
“咦，你刚才说的是日本话？”
“是的，说中国话你听得懂吗？”
“咦，这里还有会说日语的孩子？”
“我在天津上学，是回家乡度寒假的。”
“怪不得，太好了。你来吧，不送烟也可以来找我玩。”
这真叫吉人天相，正愁不得其门而人，忽然送通行证来了。宋明通赶紧叫人去买烟。一共买了两条。智广说一次不能送太多，把胃口养大了以后更难伺候。他只拿了五盒，其余的仍交宋明通存起来，把烟放在衣袋里，***本洋楼找片山。
按宋明通的指点，智广出村往东北走，老远就看见三个圆柱形红砖碉堡，有四五层楼高。走近了，才看见三个碉堡之间用红砖围墙连起来，墙上有垛口，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围墙与铁丝网、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边烤火边监视民夫。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手里提着木棒，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片山先看见了智广，喊了他一声，就指指吊桥处，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就掏出三盒烟来——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只掏出三盒。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过来，加藤君。”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瘦瘦的，戴个近视镜，背还稍许有点驼。他端着步枪，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包上缀着红十字。他走过来，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抽一盒吧，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没有人给你烟了。”
“你这烟哪儿来的。”
“这个小朋友送来的。唔，这是加藤君。”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我叫智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唔，你会说日语？”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你不是这里人吧？”
“我在天津上学，在学校学的日语，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
“是吗？日本老师严厉吧？”
片山说：“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教生理。”
智广说：“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
加藤问：“你会唱日本歌吗？”
智广说：“会几个，鸽子，春天来了，月亮月亮。”
“唱一个唱一个。”
智广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月亮啊。
圆啊，圆啊，那么的圆哪，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哪……
加藤先是击掌，又随着小声唱，最后擦起眼泪来了。
“加藤，”片山严厉地叫道，“别忘了你是军人！”
“是，上等兵先生！”加藤立正答道，“请原谅，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
“算了，你坐下休息吧！”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智广偷偷看了一下，片山尽管年轻，领子上已是三个豆，加藤才一个。
“片山君，”加藤说道，“我听队长先生说，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
“是吗？”
“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收两个可靠的孩子，住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干零活，我们管他饭，教他日语……”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吊桥那边忽然骚动。先是有人叫骂，随后看到两人厮打。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伸头朝那方向看。瘦子监工，摇着木棍喊：“干活，干活！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智广就看到在吊桥上，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你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扛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按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子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锤，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儿智广擦干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按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一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用一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筒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疽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帽。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火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服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的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看不清。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就站起身说：“您快来吧，我可当不起替身，我输了好几块了。”
八字胡说：“输多少都记在区长账上，又不要你掏腰包，怕啥哩？”
邓明三也不推让，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
这时一个“剿共班”的兵进来，问麻子说：“票人都带出来了，怎么审法？”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审黄庄那个，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先灌凉水，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用子弹拨他的肋条，这个票撕了算。随后问那几个，愿意交出枪来还是愿意交枪款？不吐口就换个上刑，可别再撕了。都撕了找谁要钱去？”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八字胡说：“过年了，班长也不歇？”“剿共”班长说：“原是想弄几条枪，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这十个牛仔不开窍，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
这边打着牌，外边就开了锅。有骂人声，有逼问声，有沉重的打击声，有乱踏的脚步声，有哀苦的求饶声，有凄厉的惨叫声。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头发直竖。邓明三手哆嗦，穿警服的出错牌，八字胡一个劲抽烟，只有麻子面不改色，谈笑风生中连连开和。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儿，说道：“区长，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伺候饭局。不早了，我跟您请假。”
邓明三说：“你，你去吧。噢，天黑了，打着我的手电棒。”
三姑娘说：“不用了，他们要是留我住局，我怎么送来还您哪？”
智广问：“上哪儿？”
三姑娘说：“宪兵工作队。”
八字胡问道：“宪兵工作队今晚请吃饭？还叫老三的条子？”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行药儿”，眯着眼，晃着头说：“跟班长一样，赶着谈生意。这边用硬的，那边用软的。这边要的是钱，那边争的是官。”
“剿共”班长问：“还是那个八路干部？”
抽老海的说：“皇军许了愿，只要这人张了嘴，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
智广一听，灵机一动，推推邓明三说：“我送三姑娘去吧，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好，行。”
“剿共”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问道：“这是谁？”
三姑娘说：“这是区长的侄少爷！”
八字胡说：“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抢着送他小婶子。”
人们一阵哄笑。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
三姑娘是听不了受刑人的惨叫声才急着到里院去。没想到“剿共班”的大堂就设在院子里，她到里院去非从过堂的人跟前走过不可。
院子东侧老槐树上挂了一盏发着绿光的煤气灯。树下摆了个桌子，桌子周围坐了胖瘦高矮不齐的几个人，有的穿着大麦穗皮袍子，有的披礼服呢大衣，他们脚下放了几盆炭火，桌上摆了几盘子香烟、洋糖、瓜子、花生，这几个人边嗑瓜子边小声说笑。桌子前边不远处，几个人站着围了半个圈子，手忙脚乱走进走出不知在干什。三姑娘不愿从桌前走过，就傍着西墙根下的几棵枣树走，智广跟她并排。走到枣树下边，三姑娘失声叫道：“哎哟！”忙低下头朝人多的地方走去，智广闻声抬头一看，才看见每棵枣树上都吊着一两个人。他们被双臂反剪上身前倾，脚尖点地，用绳子吊在树权上。上半身全给剥光了，有几个前胸后背都被打翻了花，横七竖八的伤口上凝着紫呈黑着的血块，猛一看竟和身边的树皮无法分别。有几个锁骨上下被刺刀捅了两窟窿，把铅丝穿过破口挂在锁骨上，下边坠了秤砣、石块等重物，血正顺着铁丝往那重物上流。这些人都在簌簌地发抖，轻轻地**，却无人大喊大叫。智广一下就想起城里死了人放焰火时挂的“十八层地狱图”。就在他这么一走神的工夫，三姑娘已走近这群围成半圈站着的人们了。
智广发现三姑娘已不在身旁，忙站住脚四下睃视。忽然围在桌前的那群人爆发出一阵哄笑，闪开一条道。三姑娘两手捂着脸像逃跑一样疾疾往里院方向走去，人们用笑声和目光直送她走到黑灯影里。在这一瞬间，智广从人们闪开的空隙间看到桌前放着条板凳，板凳上赤裸裸躺着个人，那人的脑袋倒仰在板凳之外，左右急剧地甩动着，有两个壮汉在板凳两侧不知忙些什么。他还想看清楚些，人群却又转过身去合拢起来了。只听坐在桌边一个人笑嘻嘻地说：“老三别捏着半拉装紧的了，你还没见过光腚的男人怎么着！”
人们又一阵哄笑。
这时三姑娘突然两腿一软坐在墙根地下了。智广追过去，蹲到她对面问：“你怎么了？”
三姑娘浑身抖成一团，上下牙咯咯碰得山响，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智广又问：“你受欺侮了？”
三姑娘抓住智广胳膊，带着哭声说：“娘啊，他们在一刀一刀地宰人哪！”
这时人群里又传出一声哄笑。只听门声一响，麻子班长叼根烟卷探出头来，不耐烦地说：“你们消停点，吵得屋里听不见叫牌声了，办屁大点事也一惊一乍的，没见过宰人哪！”
三姑娘打着冷战说：“你说这些人也是人肏的吗！老天爷就不给他们报应吗！”
智广说：“恶有恶报，三姑娘，你挺有良心。身在公门好修行，以后多帮帮好人的忙，也有好报。”
三姑娘说：“小先生，我干这下贱营生，是迫不得已，可我还有良心，也是中国人。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敬重你。你放心，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
智广说：“多谢你，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你也就出苦海了。你进去凡事多留心，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
两人走到角门口，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放她进去，拦住了智广说：“队长有话，只请三姑娘一个人，没请的挡驾。”
智广晃晃电筒说：“我把她送到就出来。”
哨兵说：“院里平整，没有亮也崴不了脚。”
三姑娘说：“侄少爷就请回去吧，我眼睛好使，啥都看得清楚。”
三姑娘进去后，智广正想回去，哨兵忽然问道：“你是侄少爷，谁家的侄少爷？”
智广说：“区长是我叔。”
“真的？既这么着，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就掏出一盒说：“一根烟还值当要吗，拿去！”
站岗的接到烟，眉开眼笑，连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啦，到底是大家公子，出手不凡。不是我没脸没皮，这么冷的天，那边鸡毛子喊叫的，这俩钟头不好熬啊！我有烟，忘带来了，又不能离岗位。”
智广问：“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
“挣啥钱？混混饭吃，俺这队伍专办案子，不下乡扫荡，没有发洋财的机会。”
“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
“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拿了他点东西，犯了案子，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叫他抓住就没命了。”
“拿了他什么，犯这么大案？”
“不多，十来斤烟土，一箱子洋药。原先想在这混一阵，躲躲灾，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
“也快当官了吧？”
“不行，走错路了。真要当官不能干这个，得干八路去。当了八路再投诚，上来就是个小队长。你看金队长今天请的那个人，金队长说了，只要他投诚，据点里的官随他挑。愿当宪兵工作队长，老金让位！”
“他答应了？”
“谈了多少回，这人没张嘴说过一句话。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回劝降，再不张口就开他的红差。”
智广沉吟一下，故意问道：“上回你们这儿不是死了一个八路的人吗，还出公殡？”
“就是这个，棺材里就有一条他的腿。腿锯下来了，人还活着哪！”
“为条腿还出殡？”
“那是诳八路的。说他死了，八路就不来救了。让他本人也死了这条心。”
“他不会想法跑了？”
“一条腿往哪儿跑？剩下一条腿还烂了个大窟窿。皇军不许请医生给他治，专派皇军的医生给他治。日本医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看快收口了，他就不来；估计烂得不行了，他又到了。皇军说，你为抗日已经献出一条腿了，也真对得起旧政府了，这条腿是留下来为新政府干事还是也把它锯了，随你挑。他仍然不说话。他找金队长要了点盐，天天自己用盐洗。金队长背着皇军给了他一大罐盐，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要讲人道。其实怕他烂死，自己没了立功升官的机会。皇军许了愿，他要说降了那个人，升他作全县的警备大队长……”
院里有人走过来了。他作个手势，住了嘴。
来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等个儿，披着水獭大衣，里边是春绸皮袍，戴一顶土耳其黑皮帽，问站岗的：“刚才谁在这儿说话？”
站岗的打个立正说：“报告金队长，刚才是‘剿共班’的人跟这小孩说话。”
金队长厌恶地朝动刑的那边看了看，那边人已经散开了，几个兵丁正架着犯人往地牢里送，他又看看智广，问道：“你是哪儿的？在这干什么？”
智广说：“在屋里坐困了，出来透透气，我又没进你的院子，你管得着吗？”
站岗的说：“他是区长的侄少爷。”
金队长哼了一声说：“去把区长叫来，我有事找他。”
智广说：“我又不是你雇来的，你支使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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